伊朗革命卫队的历史：高级军官全来自伊朗农村，征兵也是农村优先

截止2015年，伊朗的城市人口占比已经飙到了73.4%。 但谁能想到，掌控这个高度现代化国家命脉的革命卫队，高层几乎全是从农村走出来的“小包工头”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后代？ 最近中东局势翻滚，网上关于伊朗武装力量的说法满天飞，但大多浮于表面。 咱们要是真把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研究》等几份硬核学术报告扒开看，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真相。 这不是简单的两军换防。 这是一场长达数十年的，农村底层对城市精英的彻底洗牌。 这只是明面上的结果。 要看透里子，咱们先得搞明白一个问题：当年伊朗可是有着装备精良的国防军（国王军），这支正规军去哪了？ 答案在于，新管理者对这支旧军队有着深入骨髓的不信任。 这份防备，其实是巴列维王朝自己埋下的祸根。 当年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君主礼萨·汗，本来就是个高级军官。 他当年靠着类似北宋赵匡胤“黄袍加身”的套路，直接掀翻了老东家。 自己怎么上的位，自然就怕别人怎么学。 为了防止手下将领依样画葫芦，礼萨·汗玩起了一套“高薪厚禄却相互掣肘”的把戏。 他不顾文官反对，把石油等公共事业的巨额收入直接划给国防部，让当军官成了当时伊朗最肥的差事。 可他也立下了死规矩：不准高级军官串联，不准拥有统一指挥权，更不准私自调动部队。 这就酿成了一个极其滑稽的局面。 当1979年的浪潮席卷而来时，旧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多数还想死保国王，可他们根本没能力行动。 像极了重文轻武的北宋，兵找不到将，将调不动兵。 等到新一茬掌权者上位，压根没给旧军队留活路。 扒一扒那些冰冷的数据就能发现：光是截止1980年，就有38名将军和103名高级军官直接被处决。 另有128名高级军官遭流放，302人被踢出军队。 处决名单最终高达400多人。 到了1980年7月，旧军队残部企图依托诺杰空军基地发动复辟政变。 这声枪响，彻底踩断了新管理者脑子里的最后一根弦。 正规军既然靠不住，那就必须从最狂热的支持者里，拉出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铁血武装。 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些狂热的追随者，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 追根溯源，咱们得翻出巴列维国王亲手炮制的另一场灾难——“白色革命”。 上世纪60年代，国王大笔一挥搞土改，让60%的农民分到了土地。 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 但这恰恰是悲剧的开始。 伊朗绝大多数农村极度缺水，以往维护庞大水利设施的，全靠那些拥有绝大多数土地的大地主。 土改推行后，地主的地被强行买走收归国有，国家再转手贷款卖给农民。 大地主们拿了钱拍屁股走人，谁还管水渠干不干；而基层组织空虚的王国政府，更是两手一摊啥也不管。 没有水，土地反倒成了催命符。 无数背着国家贷款、眼睁睁看着农田干涸的农民，最终只能被迫抛弃土地，拖家带口逃往德黑兰等大城市。 可德黑兰哪有那么多工作岗位给他们？ 于是，这些失地农民沦为庞大的“城市新贫民”。 他们挤在贫民窟里，满腔怒火，恰恰成了1979年推翻国王绝对的主力。 被美国无人机刺杀的革命卫队传奇人物卡西姆·苏莱曼尼，就是个最典型的缩影。 1970年，为了替父母还债，年仅13岁的苏莱曼尼进城当起搬运工。 他一路熬到18岁成了个小小包工头，随后便头也不回地加入了狂热追随者的队伍。 包括最近频频露面的总司令萨拉米、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盖里，全部出身农村。 巴盖里的父母，当年就是从阿夫肖尔德村跑到德黑兰打工的盲流。 他们别无选择，唯有敢打敢拼。 经历了残酷的两伊战争洗礼，这群泥腿子出身的革命卫队，凭借不怕死的狠劲，彻底取代了国防军，成了伊朗真正的军事支柱。 混到今天，革命卫队在福利和晋升上早就享有绝对特权。 但普通城市青年想进去分一杯羹？ 门儿都没有。 伊朗的国防军是义务兵役制，身家清白就能进。 但革命卫队实行的是严苛的“内部推荐制”。 想进去，你必须出身烈士家庭，或者全家对宗教极度虔诚，更关键的是还得拿到本地宗教人士的保荐信。 为了笼络兵源，革命卫队常年在偏远农村搞“夏令营”，专门从底层挑好苗子。 那些娱乐匮乏的农村青年，自然极度依赖宗教人士，也更容易拿到敲门砖。 这种用人机制，生生造出了一个极度割裂的奇观。 卫队的高层和基层士兵几乎全是农村派，而德黑兰的大城市青年，却在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。 曾有博主深入伊朗做过调查，发现明面上禁酒的德黑兰，去年非法流通的酒类价值竟超过7亿美元！ 货船走私客从欧洲倒腾来的2012年波尔多红酒，进价10欧，转手就能卖到35欧。 地下酒庄生意红火，城市青年喝着走私红酒，听着西方音乐。 这完全是两个世界。 一边是掌握绝对武力、出身底层的革命卫队；另一边则是占全国总人口73.4%、生活日益世俗化的大量城市居民。 把这层窗户纸捅破，咱们终于看懂了。 为什么网上总有那么多伊朗本地人对革命卫队咬牙切齿？ 因为这根本不是单纯的军民关系，而是根深蒂固的阶层对立与城乡撕裂。 拿什么去统合这两拨人？ 外部的坚船利炮固然棘手，但内部这道深深的